之所以可能把一个厂商和一个政治实体之所以可以类比， 是因为都有作为人类集团的共性.

一个（民国风格的）地方政权需要地盘， 才能从那个区域中取得养兵所需的资源, 因此需要合适的生存模式来支持自我保卫和对外扩张的的可能性。而公司也一样需要被称为市场的虚拟地盘，从中尽量高效率地获得足够的资源来维护甚至扩展自己的地位。

同样的人性使得这两种团体都趋向于采取类似的几种模式， 这其间的优势劣势分析也是颇为有趣的。相信我，读完会觉得这个脑洞也没那么清奇：）

当然接下来的类比不包括对任何道德或者能力上的暗示，只是探讨下由于集团基因而导致的生存模式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而已 。

4月份任正非在CNBC的采访中提到一个关于”伞“的理论:

苹果公司的伟大在于始终把市场带着做大，而不是做小。它撑起了一把大“伞”，卖的产品价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场空间很大，让很多其他厂家生存。

由于苹果定价比较高,那么在产品成本和零售价之间就有了个巨大的空间,这样, 苹果提出的智能手机原型+安卓提供的开源系统+强大的珠三角供应链+亿级人口的换机需求, 就平白涌现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做手机了。做电脑的宏碁、华硕、联想开始做手机了；做MP3的魅族和OPPO开始做手机了；做安全的360开始做手机了；做视频的乐视开始做手机了；做修图软件的美图开始做手机了。

这种市场空白中， 如同寒武纪大爆炸那样，短时间涌现出现了大量形态各异的新生物，运用不同的禀赋和策略,来占据不同的生态位.

二十年代的中国, 由于中央政府力量羸弱，无力约束地方，更遑论武力统一； 而九国公约签订后华盛顿体系建立,列强维持了一个互相牵制的局面,日本也不敢单方面地咄咄逼人。在这种大伞下面，也就造就了各种地方势力各自发展的市场空白.

这个阶段如果从商业模型上来说, 可以说是TO B到TO C的转型，从纯粹的供应链加上运营商渠道（只要募集士兵找好地盘），变成讲求用户体验+市场声量的大众消费品市场（也寻求大众舆论的支持）。

所以民国各个派系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互相攻击和自我标榜的电报战，这和2010年后手机行业出现的大量互相攻击和自我标榜的产品发布会,可谓形不似而神似.

现在我们知道, 在1930年左右,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回到1920年,恐怕很少人会想到这个结局。就那个时间点来看，假如国民党逐渐衰败,反而是正常的.

经常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推翻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是不是国民党领导的? 不是的,是梁启超和蔡锷的进步党唱的主角。

五四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干嘛? 没干嘛,大家完全想不起南方海边的这个小集团. 虽然孙中山作为开国大总统是受到尊敬的,然而他那时只是忙着和各个西南军阀拉关系,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这个党派没有什么情感上的共鸣.

同样的, 身在2019,我们觉得华为的产品在生活中无所不在,被视为民族产业的象征，作为品牌也非常有魅力.

但如果来到2010年,送给你华为手机，你可能连用都不想用吧，那个时期的华为手机都是运营商定制后用来赠送的低端机,虽然很多人听说这个公司很大很成功,但是他们主营业务是在全球建设基站等设备,和普通消费者没啥关系.

所以回头想起来，如果没有北伐成功的话，国民党只是占据的广东一角的小团体.虽然首领备受尊敬,团体也有光荣历史,但那又如何?

华为之所以现在蒸蒸日上，就是成功进入了手机行业，突破了天花板。在华为2018年的收入中，手机业务占43%，如果剔除这一部分收入，只有509亿美元，只比联想略好一点。（2013年，联想在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329，华为315。2018年，华为已经上升到第72位，收入893亿美元；联想排名240位，收入453亿美元）。

不过，华为现在的成功， 有两个经常被人吐槽的，觉得胜之不武。然而这两点却正可以解释它的成功之处。

第一个批评是，一开始华为就有先天的品牌优势。不需要像OV，小米那样重新去打造。

这种有历史的品牌，反而经常有转型上的劣势，当初的中华酷联最后只有华为发展到现在。老品牌要在新赛道焕发生机，都需要有自我革新的能力。

二十年代国民党之所以能涅槃重生， 就是因为进行了自我改革， 这样就变得对新一代年轻人有了吸引力，有志青年纷纷投奔黄埔军校。这部分内容就不细说了，课本里都有。

组织改革中最需要的是人才的涌现。越有历史的组织就越难踏上新的道路，因为需要做很大的利益重组和思想重构。这时候最需要的，往往是为旧的成员所信任，然而又愿意踏上新路的核心人员，这也是决定一个组织有没有前途的重要指标。

从后见之明来看， 类似蒋介石这样的人，对于当时的国民党，算是对的时间的对的人。他很早就跟随孙中山，忠诚度和资历都无懈可击。 同时他经历也足够复杂，既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也又在上海当经纪人的经验， 虽然对于他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绝对能力或有争议，但是至少他是这个组织少有的可以相信的老兄弟。所以后来指挥起北伐来也象模像样，到了江沪也很快和上海的金融界拉上关系， 把整个盘子稳住了。

（霸屏《时代周刊》封面多年的蒋介石)

对于华为来说，也可以就这一点来可以看出华为的体制优点。做华为荣耀手机那一票人都不是空降兵，是属于公司内部培养出来的，既能认同华为的价值观，同时又能够不断的适应新情况，甚至改变了兢兢业业的内向工程师形象，敢在微博上打嘴仗。 这样才能使得老树焕发新的生机。这可能也就是华为经常说的 防止”熵死“的能力吧。

第二个批评则是华为过多地打了民族主义牌。

其实民族主义牌这个很正常，因为商家这是诉诸于人类天性中对自身所属群体的自豪感.各个手机品牌都是都是中国企业，为何华为能打其他不能打？

问题在于，要打民族主义牌，就需要让受众能得到自豪感，这可不容易啊。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各个派系都以”爱国“自我标榜，国民党并非就是民族主义的唯一选择。甚至北方的吴佩孚有阵子也颇为受到舆论的期许。

（吴佩孚第一个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1924年）

那么，国民党为何能够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代表呢？

当然是因为他们有对外开战的勇气，不管是省港大罢工还是后来的收回租界上都能和列强作一定的对抗，这在当时是有着极大的风险的，而吴佩孚除了说一些大话,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以外，啥也没做。

但正如蒋介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对谭延闿和孙科说的

"然因此一战影响，以博得全国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不知增高几许也“

华为通过研发上的大量投入，做到碾压国外品牌的某些指标，并能在发达国家市场与苹果和三星分庭抗礼，从而自然体现出作为民族品牌的担当，这是非常难走的一条路， 当然也没有几家能走得通 。

不过，稳坐了第一，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天塌下来了要他这个高个子顶着。

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后，自然就面对着两个问题：

第一是需要作为整个国家的代表，面对外部的压力了；

第二是如何对待老二老三老四？

这两点国民党都处理得不算好。 这也许是可以为今人作借鉴的。

说起来，国民党北伐之前,基地明明是在广东。可为何孙中山是在北京逝世的呢? 因为他去会见北方的另外一个巨头张作霖.

很难想象，气质迥异的这两位其实还是颇为亲密的盟友,多次密谋对直系的南北夹击。

不过当时这两家中的国民党形象之高和实力之弱,和奉系实力之强和形象之弱 ，恰成反差。

按理说,先赶走直系，又赶走冯玉祥，张作霖在北京给自己个总统当当，乃是人之常情。然而张作霖却只是自称安国军大元帅。 因为确实很难想象他能成为国家的领袖,他自己应该也不相信吧。张学良公开表示，他的父亲这样做，”即表示其为临时之位置”。 这可能也算是OPPO和VIVO经常说的那种"本分"的价值观吧：）

OV有个奇怪的价值观，叫做“本分”，本分的做事情，本分的出产品，本分的赚钱 。OV两家有什么愿景？不知道，但你真的有兴趣听OV的人讲如何改变世界、如何颠覆行业么？

这两个蓝绿大厂,虽然一直闷声发大财,不时也有颇具创新性的产品推出. 但是经常不被认为是科技企业, 更像个消费品企业. 就好像张作霖从清末的保险队队长再到东三省巨头再到华北半壁主人，其实也算仕途出身，却老是被叫成胡子之类。

原因之一，可能是觉得他崛起的途径没有那么高端大气。

奉系崛起的模式很简单， 就是利益均沾下的联盟,再搭乘上关东经济腾飞而自然带来的财力支持.

张作霖并不是东北的无可置疑的主人，而是他经过多年努力统一了奉天省。然后以奉天一省作为基本盘的大山头，带着张作相、吴俊升等小山头组成的 ，通过构建利益联盟的独特能力来团结部下，扩充军队，所以外交家顾维钧评价张作霖：“ 我觉得他有他的特长，统御部下，却有他的一套。 大帅对部下，晓得他们的脾气。他自己不要钱，对部下手头很宽 。”

OV的销售特点,也是从步步高时代就开始的和经销商做到利益联盟的构建. 这样的分润模式做好了,各个地方的店主都会卖力推销。 这种模式表面上不太高科技，但是产品定位和渠道策略如果不能吻合，上下游之间配合都很困难。在蛋糕分割上，也要让围绕利益链的所有相关者都满意，商业链条才可以持续下去。这就需要多年积累的关系网和隐形知识才行 ，别人看起来简单，其实抄都抄不会。

而奉系的实力为何比其他派系强呢？ 张氏父子统治的时代有幸遇到了地广人稀的东北四省的农业开发浪潮。1914年到1930年间，东北粮食产量增长了533%；大豆出口额由1906年到1927年，21年间增长了1600%。.东北的大豆三品（大豆、豆粕、豆油）在国际市场上长期成为紧俏商品， 大量外汇进入了东北，奉系也才能凭借这个财力建立起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奉军也因此被其他军阀又妒又恨地称为”钢多气少“。

而OV据以发展的国内三四线城市，过去这十年也正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聚集地。 在这样的的流量红利基础上，只要你针对这个群体，生产出了满足其基本需求的产品，并能把渠道铺设到他们面前，就能收获全球最可怕的销量。

因此，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张作霖也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脆弱性。

这种模式有其自然风险：

一来是增长方面明显的天花板。

在一二线城市的高端手机市场上，OV不得不面对“OV是谁？”的尴尬。而奉系入关后，也总是困难重重，最终没啥收获，反而把奉天省的收入都快折腾光了，

二来是难以跟上对手的升级换代。

奉系打败直系后， 一开始只需要对付西北军这样贫困不堪的敌手，倒也还好。 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 , 遇到国民党这样的新型对手，相形之下奉系就变得非常陈旧了.北方虽然几次历过大战,胜负几乎没有什么悬念, 唯一的悬念只是张作霖何时退出北京出关而已. .

因为正如《现代评论》的文章说，北方”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力“，南方则”枪和笔联合起来，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

面对华为这样的对手，既有品牌效应又能给经销商提供不错的利润空间， 甚至做娱乐营销和互联网销售也颇为得力，确实有点面对降维打击的感觉。

不过，除了华为，OV和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小米，却一直维持着一种互相鄙视的奇异格局。小米用户觉得OV用户被收了智商税， 而OV用户则觉得小米用户就是屌丝。

在小镇城市，虽然大家没有一二线城市的信息流通那么发达，但大家基本都能通过手机logo知道红米是千元机。而OPPO和vivo的千元机因为外形直接仿照高端机进行设计、且型号众多，这让拿着OPPO和vivo的小镇青年产生了比拿着红米要高级一点的错觉。为此，至少在聚会相亲的过程中，手持OPPO和vivo不会给女方造成负面印象。

所以即使后来奉系出关，也很难想象奉军将士失败后会去投靠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西北军, 因为奉系和西北军一贯互相鄙视, 他们的模式完全不同.

就好像OV的经销商可能会考虑去改卖华为的产品，但是很难去改卖小米的产品。

想当初，年满二十五岁的冯玉祥在驻守奉天省新民府的时候，作为正统的北洋军军官，对于刚认识的当地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不太看得上。不料这就开启了他们俩一生的互黑之旅。

如同上面说的，奉系的成功之处在于东北经济实力的自然发展，以及构建好的利益联盟。这个模式对于科班出身的耿直BOY们来说，不太值得尊敬。

16年底时雷军表示

我觉得他们(OPPO 和VIVO)今年很成功的核心原因，是三四五线城市的换机潮，还有信息不对称，因为越往一二线，信息越透明，(在三四五线城市)大家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还可以有别的可选择。

冯玉祥和他的西北军的崛起,完全和奉系是另外一种路径。他们在长期没有稳定的地盘的情况下，不但保持了战斗力，而且不断扩展。

从冯玉祥最早的十六混成旅起，就致力于养成这个团体质朴刚健的基因,所以可以在长期饷械两缺的情况下保持高水平的训练水平和战斗精神，就凭借这个优势，短期内崛起，能够在华北西北占据相当大的安身立命之地。

（冯玉祥第三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928年）

小米的特点当然就是极致的性价比。虽然看起来性价比和民族主义牌一样，谁都可以使用。但如果能用到极点,就成为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就好像科幻小说中的万能酸,能侵蚀掉一切,迫使别人也得在同样的刀锋一样薄的利润水平上与之竞争。那么他们只要有足够的战斗精神和动员效率，就可以犹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而且，西北军不像奉系那样抢地盘然后分润而已 ,他们也有一定的价值观. 他们臂章上写着"不扰民,真爱民",军纪也颇为良好，所以除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西北军可谓是当时唯一对于大众有感召力的清流。

这也是他们能始终保持有那种难得的"竭尽全力把鼻孔保持在水面之上"的能力，即使在被从平津逼入贫瘠的西北后仍然可以保持团结和战斗力，并在五原誓师后能够卷土重来。

小米不是仅仅从价廉物美来诉求。他们让消费者觉得，价格便宜就是一种“良心”价，他们能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科技的乐趣，那么这个忍受低利润率的能力确实就可以转化为强悍的战斗力。不管相不相信,或者能不能实现,有那么一阵时间里， 确实比其他的品牌看起来有精气神得多。

当然,任何人类团体要能维持发展,都需要面对很多内外压力, 走着走着,未必就能保持初心.

西北军这个集团一度被大家寄予厚望，觉得是北方军人中的一股清流。但是从开始到终结, 只是不断地追求地盘而已。

而尽管小米一直以科技公司的形象出现,号称“小米是一家工程师文化主导的公司”、“ 小米不是单纯的硬件公司，而是一家创新驱动的互联网公司”。但是从研发投入比例来看，小米目前仍然是以营销作为主导，更像一家快消品公司.

这种忍受低利润然而能战斗的竞争模式,虽然在一定的阶段可以支撑它的迅速扩张，但长远来说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隐忧。

西北军的特点,也就是生活朴素和待遇低,并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由于它的基地的贫瘠而导致的, 所以这个集团一直有往相对富庶的河南山东突破的冲动。

1929年，冯玉祥要把军队收缩回潼关以西，培养多年的韩复榘/石友三这些骨干不愿再过穷日子，马上叛变，以至于蒋介石兵不血刃就取得胜利。然而这也是人之常情，冯玉祥总不能一直跟他们说”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吧。

小米上市后的市值走向，其实也可说是对这个低利润模式的某种质疑。

不过， 这种模式，对于多领域的扩展倒是有独特的优势。

西北军作为一个集团,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就星散掉了, 但是西北军旧部也多少能各自占据个地盘, 质朴刚健(也就是在资源不多的情况下能发挥很强的战斗力）这种性价比超高的能力还是能继续发挥作用。

最后韩复榘拥有山东,宋哲元占据平津,也算是得到了一定的延续和发展。甚至到了1949年， 攻占南京总统府的，是西北军的吴化文改编部队，而到了1958年在厦门方向的炮火急袭中丧生的金门防卫副司令，也是西北军宿将吉星文。

而且手机行业中，除了小米,其他品牌很难做成生态链项目.因为各个新领域都需要试错,而且没有手机行业那么高的资金和技术门槛,很容易陷入胜者也一无所获的泥沼战. 但是小米确实能在不少行业都做出来成绩.

特别是在印度这种追求性价比到了匪夷所思程度的新市场, 小米反而更能发挥战斗力.就好像西北军虽然崛起于首都,但是却成型于渊源不深的西北地区.

所以小米这种模式，也许在更大的市场和更广的产品领域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

人类集团和生物体一样,衡量成功的的标准,除了活得好,也可以是活得久. 西北军在这方面表现很不错。

不过，就活得久这个维度， 还是比不过另外一个集团,他们可谓与民国相始终, 熬过了从袁世凯到李宗仁的所有阶段. 那就是阎锡山的晋系。

我们现在想起晋系的阎锡山,可能也就是个保守小气的山西老头子,在各派势力的窥视下， 兢兢业业地想守住他的家业,毫无魅力可言.

但是, 如果回到民国初年, 这个年仅28岁的青年是全国最年轻的都督, 雄姿英发. 正如他在东京留学时的同学程潜说的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 青年时期的阎锡山和孙中山的合影）

不过他到后来似乎也无大成,忙着保护他二十几岁就得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就是因为他得到这些太早太轻易了吧.

如果回到2010年,那么谁能被称呼为手机行业的"雄姿英发"的少年英雄呢? 也许是现在给人感觉垂垂老矣的魅族 。

在当时，魅族是中国极少数把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集于一身的智能手机厂商。2009年2月18日，中国国内第一款大屏幕全触屏智能机——魅族M8上市。这是它的高光时刻。

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地位,魅族才到今天也还有不少的忠诚粉丝,这就是它能赖以生存的某种程度的虚拟地盘吧。

能够存在那么长的时间，自然有独特的过人之处。

阎锡山以前被脸谱化了，按照现在比较客观的看法，作为地方统治者还是蛮不错的, 在山西保境安民,而且做了不少产业建设,即使是被视为他的保守象征的窄轨铁路, 也是他在资源有限情况能出成果的最优抉择了。

（阎锡山第四个登上《四代周刊》封面，1930年）

然而,问题就在于, 如果一开始这个集团的首要目的就是保住现阶段所有,那就会塑造出这个集团的基因. 在遇到机会或者压力而对外扩展时,因为整个体系跟不上,而只能实现低质量的增长,而且很容易得不偿失.

1927年，几经犹豫后阎锡山参加了国民党阵营，对奉系开战，意外地不经硬仗就有很大收获， 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的军政大权 。然而接下来就进退失据，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一败涂地， 一度连山西也失去了。

2015年初，魅族对外开放获得6.5亿美元投资，期待资金能给魅族带来跨越式发展 ，当年魅族手机销量2000万部。 但是2017年魅族整体出货量已经下滑至1681万台， 2018年就跌落到800万台。 这个阶段，也是魅族在各种侘寂/青年良品/惟精惟一的口号之间摇来摆去的过程。

高耸的城墙和光荣的历史可以保护自己，却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内在心理障碍。

话说中原大战后，各个派系暂时取得了一定的平衡，然而等待在前面的，不是”从此生活在平静中“，而是隔海对岸浮现出的更可怕的敌手。

各个集团在国内厮杀培养出的组织能力和战斗效能，将会在与外敌的战斗中一展身手。